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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北欧模式的寓言

发布日期:2013-04-27

 4月15日-18日,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携同性夫人约尼娜·莱兹多蒂正式访问中国。《中国日报》报道说,这是中国首次接待有同性婚姻的政府领导人,而两人大胆公开同性婚姻在政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传奇。

  在此之前,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挪威资深政坛人物克里斯蒂安·福斯也行使过国家代总理的权力。2002年1月4日,在担任挪威财政部长期间,52岁的福斯与他的同性伴侣纳巴克在挪威驻瑞典大使馆内举行了伴侣关系登记仪式,成为当时合法登记为同性伴侣的各国政要第一人。

  冰岛、挪威、瑞典、丹麦、芬兰,这北欧五国的性别平等和人权观念走在世界的前沿,和它们“福利国家”的声誉一样构成了北欧模式。近期,南都记者和乌克兰、波兰、土耳其、俄罗斯、格鲁吉亚的4名记者一起,受瑞典外交部邀请前往采访。

  女性内阁渐成潮流

  2007年,时任瑞典女副首相默德·奥洛夫松访问中国。她治下的22名内阁成员中,女性占了10席,大多担任外交与贸易部长、司法部长、欧盟事务部长等职。而这届较保守的中右翼成员组成的内阁,却有瑞典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非洲裔部长、第一位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及第一位公开自己双性恋倾向的部长。

  2010年,瑞典换届选举。“目前瑞典国会和政府部门的女性成员数量和男性持平。在内阁部长职位上,女部长人数增加到13位,男部长9位。”瑞典外交部人员介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挪威政府内阁就囊括了几乎和男性一样多的女性成员。从1981年到1996年三度任挪威女首相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是这个领域的先锋人物,她曾在挪威的内阁成员中努力推进性别平等。卸任后她还担任了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内阁也呈现出这种景象。“但在北欧五国中,只有瑞典没有女性担任过首相、总理或总统一职。”瑞典作家、记者巴布若·海德薇尔说。在芬兰和冰岛,还出现过女性总统塔里娅·哈洛宁和维格迪斯·芬博阿多蒂尔。

  瑞典财政部相关人士介绍说,“我们性别平等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性别议题主流化,政府从1994年就开始将其设为工作目标,将性别平等的观念融入到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中去。”

  性别平等深入企业

  而在北欧的经济领域,女性的权力似乎经受了更大挑战。其中,挪威仍旧走在最前沿。“几年前该国出台的一个法案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必须提交性别比数据,原则上女性应在董事会成员中占比高

  于40%。”巴布若说,“为避免遭清算,挪威的企业在执行法案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挪威的做法被冰岛仿效。但在瑞典、丹麦和芬兰,政客对此并不那么积极。“在瑞典的上市公司,只有22%的董事会成员和2.7%的CEO是女性。”巴布若说,“争议在于是否应该用立法的手段来推进这个领域的性别平等。”

  她认为理念的渗透和自愿参与仍是北欧模式的精髓,“建立目标,公布具体数据,通过公共舆论的压力来达到效果”。由此,党派会推举更多女性候选人参选,政府会委任更多的女性做公职机构首脑,社会组织也会让更多女性掌握权力。

  在挪威和瑞典,巨型贸易联合会的负责人都是女性。瑞典企业家组织也任命了一位女性来掌舵。“这也带来一种担心,女性领导人是否会削弱组织的权力?”巴布若提出,历史上教堂和军队的职位向女性开放后,都曾带来过争议。

  2月19日,南都记者走访了斯德哥尔摩的博利登A B (B olidenA B )公司,这家瑞典老牌的采矿和冶炼公司刚刚赢得了瑞典工会联盟颁发的一个奖项———2012年度最佳性别平等企业奖。2003年,我们熟知的宜家公司也获得过该奖项。

  “瑞典各个行业近来都在热议一个问题,”该公司高级副总裁汉瑞克·奥斯特伯格说,自上世纪40年代的婴儿潮以来,“我们有一代人即将退休,同时我们正处于一个矿业爆发期,面临很大竞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才库,使我们保持领先的地位”。

  这家有4800名雇员的企业,2012年女性雇员的比例为17%,工人中27%为女性。汉瑞克记得2005年时大概只有5%的勘探人员是女性,现在是30%。科技部门那时的女性职员也少,现在占了21%。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该公司打破传统,鼓励男性和女性休一样时间的产假,并提供补助,所以他们产假时的收入和平时几乎没什么变化。如今男性休产假和女性一样常见。

  在到处都是男性的矿业,“我们招聘最有能力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该公司IT部门的一位女性经理在该部门又聘用了一位女性,尽管签合同时那位女性说自己已经怀孕了。后来这位女职员被提名了该公司的2012年度性别平等奖。

  “我们重视性别平等,主要是出自经济上的考量。”博利登人力资源经理安·克瑞斯汀·休娜海德说。在瑞典的工程院校,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概是40:60。“但是我们公司只有25:75,我们错过了很多女性,所以我们要像吸引男性一样去吸引女性。”

  安·克瑞斯汀还提及,公司的矿区在瑞典北部,人烟稀少,“我们公司进驻后有来自委内瑞拉、加纳、南非等很多国家的雇员,需要建设一个工作和生活平衡的社区,让他们可以留下来”。“我们相信性别、种族、年龄的多样会带来更具活力的工作氛围。”

  走出家庭的生活方式

  在北欧人的家庭生活中,也处处是性别平等的影子。推着婴儿车上街的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周末的家庭计划父母双方都要参与,比如购物、清洁,带着孩子们去不同的活动场所。如果女儿选择去踢足球,并不反常,妈妈会带她去足球场为她加油助威。

  在学前班的时候,老师就会引入性别教育的技巧,让孩子们从社会传统约束的性别角色中释放出来。“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因为性别,而在生活中失去同等的机会。”巴布若说。

  瑞典财政部经济事务处副主任奥勒·桑德伯格告诉我们,一直以来,瑞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都高于男性,“而且近几年这个差距更大”。

  “女性主导的行业中,护士学校90%学生是女生,师范学生中80%也是女生。不过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行业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说,医生、律师、工程师类行业的女学生在增加,前两类中的女生比例已增加到60%。

  在劳动哲学上,北欧奉行的理念是:所有成年人都应该工作,赚钱养活自己。瑞典70岁以下的成年人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工作的夫妇各自都要缴税,全职家庭主妇除外。但在瑞典,有孩子的女性就业率更高,尤其是有7岁以下孩子的女性就业率比其他年龄的高很多。“因为有工作之后去生孩子,才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否则将会非常少。”奥勒说。

  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数据显示,瑞典1-5岁儿童的入托率是75%,北欧其他国家的入托率也很高。政府会给予职业女性财政支持,入托费用通常和收入相关,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的话,需要支付的子女入托费会非常低。而家庭收入低的,上幼儿园甚至可以免费。公立幼儿园系统成为入托率和有孩子的女性就业率的保证。

  从2000-2010年,瑞典女性的无报酬家务劳动时间减少到了每日14分钟,而男性增加到了每日11分钟。目前瑞典全职女性的总收入比全职男性要低15%。如果按照同一职位相同工作经验和水平,男女收入差距则是6%左右。

  在广告工业中,同样反映了北欧现代的生活方式。“任何人如果希望靠衣着暴露的车模来销售一辆汽车,会立刻失业。”巴布若说。公众对广告和媒体中的性别和父母的形象非常敏感,一些女性组织会去计算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中的性别形象及其社团的比例,以保持统计学上的平衡及对单一性别视角的敏感。

  如今,新闻业成为北欧性别平衡方面做得最好的行业。女性和男性一样,能成为时政报道的记者,关注硬新闻。

  《瑞典日报》的莎拉·隆伯格就致力于在经济新闻的报道中提高女性的曝光度。她与编辑合作,提升了这家报纸内容上的性别平衡。2006年他们摸索出一些做法,在头版展示这家报纸采访过的女性,放上大幅照片,区别于头版头条经常被男性领导人占据的做法。去年,这家报纸把头版头条男性和女性的照片数量比调整为50:50。

  莎拉计算出在200个比较大的瑞典本土企业中,有12位女性CEO。他们的管理层中大概有15%是女性。她决定扩大报道的范围,“写一写一些小企业,这其中有很多女性企业家”。

  性别平等提升经济

  在北欧社会,女性拥有重要地位。在家庭生活和职场中,男性和女性都平分秋色。“北欧模式建立在强烈的个人主义之上,强调个体的机会平等。”巴布若说。

  北欧国家人口数量少导致每个公民的价值被放大,19世纪以来涌现的社会运动也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发育。上世纪70年代,激进的女性社会运动更加深了北欧这种强有力的草根传统。在丹麦,有社会主义者背景的激进女性组织“红丝袜”相当活跃;在瑞典关于性别角色的争论热火朝天;在挪威,有政治狂热的女性搜集女性候选人的名单,并控制了地方议会的席位。

  站在北欧这场新女性运动核心的,是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他们有机会获得完整的教育,此后也通过改变公众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来影响媒体和政党。如今,女权主义者的争论已经转移到了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

  上世纪70年代北欧国家的立法也反映了这种趋势。纳税按人头来征收,而非以家庭为计量单位。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只提供给个人而非家庭。父母被要求供养孩子而非对方。婚生或非婚生的孩子并没有什么社会福利上的区别。

  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共同推动了20世纪后期北欧国家持续增长的生活水平。先是芬兰,紧跟着瑞典,站在了最前沿。芬兰是为了战后恢复,瑞典则是渴望长久的经济繁荣。

  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从政治、经济、教育和卫生4个方面考量,冰岛、芬兰、挪威、瑞典的性别差异指数排名全球前4,丹麦位列第7。中国排名第69。

  从该年135个国家的状况来看,“96%的卫生领域和93%的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已被弥补,但只有60%的经济表现和20%的政治表现的性别差距被填平”。瑞典智库Indevelop董事长凯撒瑞娜·克米兹说。

  经济和性别平等哪个优先发展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瑞典的财政预算部门每年会出一份名为《男性和女性的普遍平等》的报告。凯撒瑞娜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减少性别的不平等,能提升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如GDP、全球竞争力和人类发展指数。”

  奥勒认为政府当下的努力方向是“女性和男性在参与社会事务和生命权方面有同等重要的权利”。这些政策的目标是:两性权势均等、同工同酬等方面的经济平等、家务和育儿权平等、消除男性对女性的暴力。

                                                                                                                                                                                           转自中国妇女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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