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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新文化斗士手中的一张牌

发布日期:2012-11-0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刊物亮出了“妇女”这张牌,构成了五四革命时期的重要景观,妇女问题的研讨空前活跃,促进了妇女解放思想及革命实践/运动的深化与发展。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叙事中,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被认为是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而“妇女”这张牌,一旦握在新文化斗士的手中,便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及社会革命中频频打出,构成五四革命时期的重要景观。
        这一点,从当年进步报刊的情况可一目了然:
        《新青年》创刊号(《青年杂志》)——第一卷第1号,即刊登了陈独秀的译作《妇人观》;第3号上有陈独秀撰写的关于奈廷格尔、苏菲亚、贞德、罗月、罗兰夫人、居里夫人、米雪儿的《欧洲七女杰》;第4号刊发了孟明的译作《女性与科学》。从第二卷开始,《新青年》封面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第4号即刊发他关于妇女解放的论文《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自第二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出版)起,《新青年》特别开设了“女子问题”专栏,有众多作者在这个专栏打出“妇女”这张牌参与新文化运动,比如:第三卷第1号梁华兰的《女子教育》;第3号高素素的《女子问题之大解决》、陈华珍的《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第4号上孙鸣琪的《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等等。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爆发,是《新青年》十分引人注目的部分。
        此外,《新青年》第四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还出版了易卜生专号。从第五卷(1918年7月15日)开始,《新青年》每一期都有关于妇女解放的重头论文,如第1号有胡适的《贞操问题》;第2号有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华林的《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第3号有胡适的《美国的妇人》等。从1919年第六卷开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六人轮流分编《新青年》,第1号到第6号均有涉及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章,如鲁迅的《随感录》(40)、李大钊的《战后之妇人问题》、沈兼士的《儿童公育》等等,其中,胡适主编的第4号上“新青年记者启事”——《女子问题》,表明了新文化斗士在打妇女这张牌时的战略战术布局和苦心。当然,频繁打出妇女这张牌的杂志不只《新青年》,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前,全国出版的女性刊物已近30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出现了一批以女性为创办主体的刊物,如天津女师学生许广平等主编的《醒世周刊》,长沙周南女校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女界钟》,上海务本女校教师创办的《新妇女》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刊物握住了“妇女”这张牌,并以不同的方式纷纷打出,使得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构成一个极为敏感和重要的话题领域,促进了妇女解放思想及革命实践/运动的深化与发展。
        1919年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4期出版了“妇女号”,其中刊发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胡适),《妇女解放与Democracy》(李大钊),《秘密恋爱与公开恋爱》(田汉),《论中国家庭应该改组》(吴弱男女士),《少年中国的女子应该怎样》(潘纫秋女士)等,表明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深度与广度。1920年,《少年世界》第一卷7、8两期也是“妇女号”,这两册“特刊”在集中打出“妇女”这张牌时,不仅刊出富有理论高度的妇女解放专论,还发表了反映国内外女子学校及女学生情况的纪实性文字,如徐彦之的《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等。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通讯专栏,则集中讨论了涉及女子教育、恋爱、婚姻等社会焦点问题,并于1921年8月3日出版了《妇女评论》周刊,早期中共党员沈雁冰、杨之华等任编辑和撰稿人,及时刊发了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等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重头文章。
        1921年12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妇女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办的第一个妇女期刊,由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领导,编辑和主撰是早期中共党员王会悟、王剑虹,《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王会悟)、《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李达)等极具政治导向性的重要文字,均刊登在此处。
        与以上诸家刊物相比,五四运动后改组的《妇女杂志》,在打出“妇女”这张牌的时候,似乎更具战略眼光,同时表现出特别的探寻角度和理论高度。作为一家大型妇女期刊,《妇女杂志》自1915年创办以来,始终热衷于造就贤妻良母以及淑女之道,1919年12月章锡琛出任主编后,编辑部向社会发表改组宣言,试图“把它作为全国男女研究讨论妇女问题的公开机关”,在这样的办刊主旨下,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沈雁冰、周建人、邵飘萍等纷纷加入其作者队伍,使刊物的思想面貌和政治倾向发生了巨变。
        1922年第八卷1月号的“恋爱与结婚专题”,除了刊发理论性的重量级文字,还有女性主持的宣传恋爱自由思想的对话;3月号,则集中探讨“怎样救济失学的妇女”与“农村妇女教育的实施”问题,表明编者与作者极鲜明的阶级关怀意识;4月号是“离婚问题号”,其中的两位女作者——凤子《我的离婚》的现身说法,夏梅的《自由离婚论》,有很强的性别说服力;10月号是“独身问题的研究”,周建人的《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瑟庐的《文明与独身》等,构成对涉及女性独身问题的重拳出击;11月号分别设立了“妇女参政问题”和“妇女劳动问题”专栏,其中某些考察和探讨问题的角度,系连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12月号则集中火力进行“贞操问题讨论”,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探研妇女解放的思想路向;特别是1923年重力推出的“妇女运动号”,刊出《妇女运动的新倾向》(瑟庐),《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祁森焕),《女权发达史话》(无竞),《妇女教育小史》(沈雁冰)等,不仅内容丰富,视野广阔,而且具有很强的理论及政治导向性,可见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水准。
来源:王绯,中国妇女报 ,20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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