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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探寻知识女性发展之路

发布日期:2012-10-11

访谈提示:
        罗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她在湖南省妇联主办的“妇女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起学者关注,从此踏上妇女理论研究之路。近30年来,共发表妇女研究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8部,先后承担并主持大型实证研究课题7项。罗教授特别关注知识女性的发展,前不久,由她主持的“湖北省10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调查统计”课题成果在本刊发布,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记者:从网上查阅您的主要学术成果,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注知识女性的发展。您是怎样提出知识女性发展中的“四大障碍说”?
       罗萍:我在学校任教46年了,对于高校知识女性有较深入的了解。一是亲身经历,二是耳闻目睹了知识女性发展遭遇到的种种障碍。知识女性刚从大学毕业,就面临繁重教学与生育的双重压力,生育孩子至少影响她们5年左右的业务发展时间。这期间,申报课题、评奖、提职称(职位)、出国深造等等机会与资源都将丧失。我把高校知识女性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归纳为:起跑线上的生育障碍,晋升中的男权评价体系障碍,创业中的男主女从观念障碍,前行中的早退休制度障碍。凡在高校工作的知识女性都或多或少受到四种障碍的影响,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记者:“湖北省10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调查统计”课题成果获得良好反响,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什么?课题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罗萍:自觉地把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结合起来,用实证探索来支撑理论研究,用理论研究来指导实证探索,是我一贯秉持的研究方法。我已经是第三次做高校知识女性“发展现状”这个课题了。最早是1993年做武汉大学女教师女干部发展现状调查,其成果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与高等教育论坛”上作专题发言,引起反响,中央电视台当晚在新闻联播中做了报道。2000年我又进行了“全国20所大学女教师女干部‘发展现状’调查”(包括北大、武大、复旦)。2011年湖北省10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调查是一次新的尝试,侧重调查高校的高层女性,认真分析发展障碍并提出对策性的思考。课题成功的关键应该在于长期的关注和积累,每一次的调查都克服种种困难获得可靠数据,同时还召开了多场女教师女干部座谈会,从而了解到大量真实可靠情况。
       记者: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为什么主流文化至今都未能公正对待两种生产?听说您提出了“人类社会两种生产价值新论”,“新”在哪里?如果建立公平的两种生产社会保障制度,那么高校女性发展的步子是否会迈得快一些呢?
       罗萍:父权文化认定物质生产的社会价值,否定人口生产及其系列劳动(包括抚养、家务、儿童社会化、照顾病弱及老人)的社会价值。父系社会通过垄断话语权将自己从事的劳动安排在社会价值体系内并给予社会保障,将女人从事的劳动,包括人口生产统统安排在社会价值体系与社会保障之外。父权社会就这样通过法律、制度性建设,建构了一整套关于两种生产价值的父权社会制度。可见男女不能平等是父权社会人为安排的结果,性别不平等是文化的,是制度性的,是人为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打破的。
        高校是一块文明之地,是高文化素质人群的集中之地,应该能认同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高校如果能如我们建议中所说的减去知识女性3年左右生育时间工作量,在评定青年科研课题、获奖、学术带头人、进班子等方面给知识女性年龄放宽5年,那她们发展的步子肯定会快些。
        记者:一些国家妇女参政有“性别配额制”,中国妇女参政亦有国家政策规定的比例。但中国高校似乎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据说最大的理由是高校是讲知识讲学术的地方,比例不实用。
        罗萍:目前在一些高校,领导班子还缺乏社会性别意识,讨论建立各种学术机构以及领导班子人选时比较重视各个学科的平衡与代表性,很少关注性别的代表性。由于学校的各种委员会与各种机构决定着学校资源的分配,女性的缺位就会使女性在资源分配中失声,失去了资源就等于失去了发展机会。
        高校干部选拔中应充分考虑男女两性各自优势,加强对女性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校、院(系)两级班子成员配备中应保持一定比例的女性。我认为在社会性别主流化尚不成为主流意识时,只有规定性别比例才能扭转这一不公正的现象。
       记者:推动高校女性人才发展,要使发展对策变为现实是否应该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有人说,高校有工会组织,工会下设有女工部,没必要另设机构。您认为呢?
       罗萍:多少年来高校的实践是,工会女工部在维护女性权利、争取女性福利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对知识女性发展等高层次问题则工会女工部的职责与能力还需要提升。因此,推动高校女性人才发展必须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这就是高校党委、校长领导下的“女性发展部”。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在做湖北省10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调查的同时,还就10所高校学生干部“性别构成”做了系统调查,那么高校女学生任职是什么情况?您对此有何建设性的意见?
        罗萍:湖北省10所高校学生干部“性别构成”现状总体上呈现出:男学生任高职、任正职;女学生任低职、任副职;高层职位女学生寥若晨星;中层职位女学生任职达30%至40%;中层副职甚至略超40%;低层职位女学生达半数。这种状况与社会上女干部任职现状大体一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高校要特别注重培养与提高女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要开展性别教育,打破传统观念与模式的束缚;在学生干部选拔与配备上兼顾女学生比例。
        记者:只有女性发展了才能实现两性平等,所以女大学生要以能力求发展,以实力求地位。在促进女大学生发展上,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基地做了哪些探索呢?
        罗萍:将先进性别文化引入大学课堂是中心为引导女大学生发展而推出的一个特殊课程,即“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妇女发展关系到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因此我们的课堂要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发展,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建立两性平等的文化观念。自2007年以来,有数千名大学生系统地接受了我们进行的先进性别文化教育。许多学生接受教育后,纷纷表示要树立“四自”意识,立志做性别平等的新一代。女学生称赞性别教育课为女性启蒙课、励志课。在这个小小的课堂上,无数青年女学子心中追求发展的烈火被点燃,这是令人欣慰的。
       记者:现在高校传出这样的调侃:“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剩女。”高校对引导女大学生不被“剩”是否也应该有所作为?
       罗萍:“剩女”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有深刻的文化根源:“男高女低”的传统择偶观念是孕育“剩女”的温床;婚姻家庭领域的父权制度是产生“剩女”的文化土壤;男权文化的语言围困将优秀女人划入“剩女”之列。“剩女”一词就是男权文化对优秀女性的贬损、排斥与打压。作为个人的一种选择,“剩女”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任何威胁。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给予个体选择的自由,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宽容。
        我认为高校需要增加“情商”教育,当代女大学生要有危机感,我们要教育女大学生把握最佳择偶期,男女大学生要带头改变传统的男高女低择偶模式,真正树立爱情第一的择偶观。

来源:蔡双喜 中国妇女报  201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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