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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疫后综合症”,精神心理康复不容缓

发布日期:2020-06-30

 

 

 

 

  ​5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就全力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调,要高度重视化解可能出现的“疫后综合症”,继续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以及病亡者家属抚慰工作,妥善解决因疫利益受损群众的合理诉求。
  “疫后综合症”,指由疫情引发的社会稳定、经济复苏、民生改善、身心健康等方面问题。精神心理康复和社会心理调适工作作为防范化解“疫后综合症”的重要方面,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亟待给予更多重视。

 


 


  一、防范化解社会心理“疫后综合症”需提上日程

 

  (一)疫情导致心理困扰人群比例升高
面对疫情,大部分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恐惧。据北京大学等组织的全国“肺炎认知调查”结果显示:面对疫情,出现焦虑感、恐惧感和担忧感的人群比例分别为66.9%、58.2%与71.7%。其中,非常焦虑、非常害怕、非常担忧者分别占23.6%、22.5%、32.6%。完全不焦虑、不害怕的仅占3%-4%。

 

  5月,联合国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与精神健康”政策简报指出,疫情导致心理压力增加的人群比例在中国为35%、伊朗为60%、美国为4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报告有心理困扰症状的美国成年人比例是2018年的3倍以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贝丝·麦金提指出,人们在疫情期间经历的困扰可能会转变为需要长期临床护理的精神疾病,应引起重视,而现在就需要为疫情结束后美国人中更高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做好准备,年轻人、低收入家庭中的成年人和西班牙裔将是重点需要考虑的人群。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心理健康专家警告称,疫情将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大流行,其影响将更深远。随着疫情逐渐消退,心理健康治疗的需求将会激增。这种情况不仅受到疫情的直接影响,疫情对未来一两年间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也会危及人们的心理健康。数据显示,3月份澳大利亚的国家危机支持服务机构Lifeline接到了将近九万个电话,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四分之一。

 


  (二)新冠肺炎患者、一线医务工作者等重点人群尤需精神心理康复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疫情后精神心理康复工作刻不容缓》一文中指出,一项包含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5万人的网络调查发现,我国普通人群中抑郁、焦虑、失眠以及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率为30%,在新冠肺炎患者中,这些精神心理症状的发生率高达70%。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医务工作者轻度以上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失眠症状和各类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达50%。陆林表示,要加强疫情后不同人群精神心理问题的有效干预,“重点关注新冠肺炎患者和康复者、丧亲家属、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的精神心理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并长期随访”。

 

 

  澎湃新闻援引专业人士观点表示,疫情中患者、家属,或一线医护人员,很多人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或创伤性再体验等症状,焦虑、失眠、记忆闪回等情况也是心理问题的征兆。尤其是对于那些突然失去亲人,甚至没能跟遗体正式告别的人们来说,心理创伤的修复将是一场持久战。

 

  (三)复产复工需关注大众心理健康

 

  处于复工复产阶段的企业员工,一方面要应对防控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另一方面需要逐渐适应复工后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工作节奏,由此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障碍和心理问题。有的担心疫情反复而情绪不稳,有的工作精力不易集中导致工作出现偏差,有的因对防“疫”过于敏感导致人际关系疏远,甚至引发矛盾冲突。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指出,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使得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对持续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心理准备不足,甚至发出“防控还要多久”的疑问。随着疫情防控时间延长,人们的侥幸、麻痹、松懈情绪渐增,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将会增多。随着世界经济萎缩,国内企业的裁员与破产,失业人口数量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必然有人担心“明天的日子怎么过”。不确定、不可抗、不稳定的因素叠加,焦躁情绪的产生和蔓延已经出现。

 

 

  人民论坛网文章《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疫后综合症”》指出,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每个群体都受到了冲击,累积的负面心理,在疫情结束后,很容易出现“疫后综合症”,这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也阻碍着正常工作的回归。复工复产不仅仅是工作生活步入正轨,更重要的是社会心理恢复原态或原貌。加快全面复工复产,必须要关注大众心理健康。

 

  (四)疫情背景下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频出引关注

 

  据媒体报道,6月19日,长沙一中学16岁男生因被老师质疑考试作弊,从5楼纵身跳下;5月13日,山东临沂一初中生考试时玩游戏被没收手机,回家后跳楼身亡;5月12日,广西南宁12岁男孩被父亲责备沉迷手机,次日从32层跳楼身亡;5月6日,西安9岁女孩上网课无法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从15楼跳下……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引发公众对于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的担忧。疫情让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跟社会的隔离也加重了心理危机。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青少年心理门诊主任骆宏指出,“疫情就像一个放大器,把过去隐形存在的一些原本就有的孩子自身的问题、家庭的冲突、师生间的矛盾,通过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显现了出来。”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对青少年心理的负面影响也是多位专家学者的共识。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认为,当下青少年日益严重的心理问题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叠加导致的恶性后果,不是“一加一”的效应,而是成倍数的放大。赵国秋分析,首先是对新冠病毒的恐慌,这种恐慌情绪会传递给青少年,带给他们一种不安全感;第二是长期居家和父母的关系愈发紧张;第三是生活节奏的失序和混乱;第四是网络线上教学带来的网瘾风险和健康问题;最后是网络授课模式给学生带来的不确定性,学生的适应需要时间和方法,这个过程会给他们带来很多负面情绪。

  二、相关建议

 

  (一)提高重视程度,加大精神健康方面的资源投入

 

  联合国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与精神健康”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抗击疫情引起的精神和心理问题重视不够,在资源上的投入也不够。分析指出,我国目前精神科医生数量严重短缺,全国仅有两万名精神专科医生,有的省份只有几十名,有的地级市只有几名精神科大夫,已无法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精神卫生服务需求。如果在疫情之后,有精神和心理问题的人大幅增加,就更凸显医疗资源的不足。现在,一些精神科专家的号已经很难挂上,病人需要一周、甚至两周之后才有就诊机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朱刚教授表示,未来各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应尽量保证就诊渠道畅通,保障已患有精神障碍需就诊或复诊的患者能够及时就诊和治疗,以确保全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心理疏导工作有序化,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开展针对性疏导。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利用各类线上、线下心理服务资源,加强对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妇女儿童等不同人群的心理疏导。各基层紧跟进度,建立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鼓励开展心理咨询活动,突破传统心理疏导电话热线、音频指导等形式,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知识宣传、专家报告、网络直播等形式对民众进行一对多的心理调节,传授科学方法,引导民众自我调适。如四川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在线干预整合平台不仅提供短视频和心理干预游戏、趣味答题、跳一跳等新型小游戏,还向大众提供心理自测和新冠肺炎感染自测服务,并提供相关建议。

 

  (二)广泛开展针对不同人群精神心理健康的普查与心理干预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指出,疫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精神心理状况有其特异性,相关部门需全方位系统评估本次疫情对不同人群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实现精神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和早期诊断。陆林还建议,需要心理帮扶走进社区,变主动求医为心理援助上门,通过普查识别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人员,对他们进行分类诊断和精准干预。同时,为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诊疗并长期随访,切实降低疫情对精神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光表示,疫情防控和社会秩序重建中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刻不容缓。他建议:应用科学测量工具进行心理创伤评估和预警、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心理重建社会政策和框架、分层分群体分阶段实施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强化大众心理教育避免“疾病歧视”和“区域歧视”。

 

 

  微信公众号“六合心理”在《疫情后的心理重建正当时》一文中建议,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通过专家心理讲座、企业网络公开课等形式)、心理测评、团体心理辅导、个人及家庭心理咨询等,实施员工援助计划(EAP),开展企业心理重建,疏解恐慌情绪,稳定员工心态,促进企业正常经营发展。此次疫情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直接影响,触发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焦虑(灾难心理浓重、末日情结滋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消极预判、对政府信任感的下降,以及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因此,重视灾难心理研究,充分发挥灾后心理援助功能,有助于企业乃至全社会心理成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伟等人在《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疫后综合症”》一文中指出,在疫情期间民众情绪波动总体上受到经济物质条件发展的影响,如果疫情短时期内无法结束,一部分收入严重受到威胁的人群心理将受到重大影响。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心理宣传,营造好复工复产的舆论氛围。宣传、广电部门要发挥各类媒体作用,推动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和宣传力度,加强舆情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公开性与透明度,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国家优惠政策、疫情防控形势宣传解读。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疏导广大群众的负面情绪,减轻“失业恐慌情绪”、“复工恐慌情绪”,预防“疫后综合症”的发生。

 

  (三)全社会“共救”的力量不可小视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考察过日本在精神心理康复方面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他指出:现在的日本,政府往往是起着一个指导性的、规划性的、支撑性的作用,它不负责具体的心理重建行为,只是提供法律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他们更多的是调动社会的力量,借助社会力量在心理重建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志愿者,甚至宗教的心理咨询。政府支持非常重要,但如果除了政府之外,让民众感觉到整个社会,和他们有同样地位的其他人也来支持,这份力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所以,中国的援助体系要考虑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据报道,在日本,除了中央政府和自卫队的救助外,日本各地近3万个民间组织,配合政府开展心理重建行动。日本强调邻里心理支持。各个行业和领域都注重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心理抚慰,比如“治愈系”在灾后的广泛传播,手段多样,既有漫画、歌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也有宗教和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

 

  (四)建设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平台

 

  疫情期间,各专业机构采用多种方式满足民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有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心理学会组织的多个服务项目;有各大高校组织的心理服务热线,如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还有行业头部企业,如简单心理、壹心理等也开展了类似服务。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专委常务副主任杨波表示,“每个单位都在推动,但推动的方向不一样。”“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平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祉妍指出,这次抗击疫情的心理健康工作的经验提示我们,我国心理健康工作的体系化有待加强。例如,在欠缺完善体系的情况下,心理健康的资源难以根据需求合理配置,限制了我国原本有限的心理健康资源发挥最大作用。以热线为例,部分热线难以打通,同时又存在许多热线来电数量极低、近乎空置的情况。另外,在体系化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建立多专业合作的工作队伍,这不利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其他医疗工作者和基层干部共同合作、全面应对心理健康问题。

 

 

  全国青联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建设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平台,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提案》提出,要建设国家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建立政府为主导、统筹民间力量的心理健康服务管理体系。管理体系分为三级,一级为国家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制定平台管理制度、搭建服务平台范本、完善丰富专家库、规范人才筛选标准及培训系统、编纂心理健康服务指导手册、组织专家开展研究。二级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心理健康服务平台,负责当地民间心理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心理专业人才的统筹管理,专业人员数据库的建设、人才筛选及培训,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日常心理教育宣传,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统筹调配专业人员开展服务。三级为各地市级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管理本地民间心理机构,专业人员数据库的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志愿者的筛选培训及日常心理教育宣传,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统筹调配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力量开展服务,事件结束后对重点人员的随访调查。

 

  (五)疫后心理援助应具有持久性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祝卓宏提出,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需要三年以上持续的科学心理援助,帮助当地人重新获得安全感、建立稳定的情感和人际关系,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

 

 

  《新京报》评论《灾后心理救助,千万别陷入这些“误区”》提出,提供心理帮助的必须是专业和独立的机构或人员。令人担忧的是,灾后心理帮助往往容易表现为“一阵子”。从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专业要求来看,短时间的帮助意义不大,甚至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

 

  (六)帮助民众从心理上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

 

  分析指出,很多人因为觉得前阶段抗“疫”胜利而松了一口气,满腔热情地准备恢复“疫前生活”,却因疫情反复而感觉“一夜回到解放前”,备受打击。

 

 

  国际应用心理学会主席、法国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罗兰-勒维提出,人们面对疫情发生,会经历六个心理阶段:忽略威胁,焦虑和恐慌,愤怒和反叛,逐渐适应,接受形势,到最后疗养和康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出博士认为,在前阶段的抗“疫”阻击战中,人们已经经历过这六个心理阶段。随着抗击疫情的形势向好,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既往,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心理却不是毫无波澜。当面对新一轮传播风险时,人们的心理反应并不是重新经历一遍上述六个阶段,而是更为复杂。这是因为,“第一波疫情中人们采取的心理防御已经被后来的事态发展所击溃。人们原本已经相信病毒获得了控制,所以面对疫情突然再次发生,本来已经逐渐恢复的控制感会再次受到打击。这种‘得而复失’的丧失感会带来更多负面感受。”

 


 

  《环球时报》社评《抗疫常态化,中国社会心理需更强大》指出,北京的疫情对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是一次考验。无论北京市还是全国的公众,都有必要在积极配合抗击这波疫情的同时,保持一份心理层面的从容。中国社会对疫情的整体敏感度高于欧美社会,这有很积极的一面,但我们同时要有任何事情一旦过头都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意识。既然抗疫已经长期化,它就必须与社会的其他议程兼顾进行,我们要把控好它对政策空间的占用,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各项议程统筹推进的平衡。观察欧洲社会对疫情的“不太在乎”,我们不能随意效仿,他们有他们的模式,更有他们的问题。但他们的另一种态度至少可以成为我们如何搞好长期抗疫的一个参数,提醒我们处在一个不同抗疫模式事实上不断竞争的世界上。中国各地需要不断磨砺快速发现新病例以及及时追踪感染链的能力,这应当成为大家安全感的最重要支柱,而不是让我们的安全感必须建立在所在城市真的是零病例上。

 

 

  第一财经文章《后疫情时期防范和治疗心理“病毒”更加重要》认为,要应对这个后疫情时期的重要问题,就要在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给公众一个相对宽松的心理环境。造成人们心理负担巨大的原因很多,例如每天充斥的大量疫情信息,极端的防控措施等。新常态下,适合采取外松内紧的策略,思想上不麻痹,行动上更加缜密,但不采取极端防控措施。
 
转自:人民网研究院、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2020年第115期(总第229期)2020年6月28日
 
编辑:宣传组  审核: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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